另一方面，互联网平台还是重要的技术赋能者。通过云平台以及各种企业端服务，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可以将硬件资源和技术优势输出给数字化力量相对薄弱的企业，帮助企业以低廉成本进行数字化转型，实现技术进步、效率提升。
以特大型钒钛钢铁企业攀钢为例，受钢铁产能过剩、资源利用效率过低等因素影响，企业曾一度严重亏损。2018年，攀钢与互联网平台合作，对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造。通过对提钒、脱硫、转炉炼钢、精炼、连铸等炼钢全流程相关生产过程和检测数据进行挖掘分析，企业每年节省炼钢材料400万公斤，直接经济价值超过1700万元。
可见，平台经济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经济效率不断提升，相同单位产出所需劳动力会较大幅度下降，从而产生大规模剩余劳动力。而在创造就业、转移剩余劳动力方面，平台经济也贡献巨大。
据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团队测算，2020年阿里巴巴电商平台业务带动5373万个就业机会，2019年滴滴平台带动1360万个就业机会，美团则在2018年带动超过1960万个就业机会。中国信通院测算显示，2020年微信生态蕴含的就业机会达到3684万个。由此可见，从总量上看，平台经济创造的就业机会颇为可观。
在互联网平台吸纳的就业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转岗就业人员。数据显示，2020年滴滴平台20.4%的专职司机是转岗人员。其中，制造业占41.1%，交通运输业占13.6%，钢铁、煤炭等行业占4.9%。根据美团研究院数据，疫情期间美团平台吸纳大量二产、三产从业人员，其中，工人占35.2%，创业人员占31.4%，办公室职员占17.8%。
从这个角度看，互联网平台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很好发挥了就业稳定器作用。它在稳定社会秩序，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方面也产生了积极影响7月21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通过了《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其中一条剑指“大数据杀熟”，即经营者不得通过自动化决策实行不合理差别待遇。
这条硬核条款并不是首创。盘点近一年来出炉的法律法规，无论是国家层面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去年市人大通过的《上海市数据条例》，均对“大数据杀熟”作出了限制性规定。有人说，这给大数据时代的消费者吃了定心丸，如果再碰到“价格歧视”类似的侵权风险，手里就有“尚方宝剑”护身了。
